以及早在中央政府进行大部制改革之前随州、富阳、深圳、成都等地在行政管理体制方面的先行改革。

公权说的主要观点可概括为两点点：（1）宪法上的国家所有条款是划分国家与个人界限，为‘全民意义上的抽象国家以立法和行政手段‘间接干预资源利用提供合法依据的宪法公权。[56] 有关乌木系无主物的详细论证，可参见1，金可可文。

毕竟，整体上我国法院的司法公信力有待提高，各级法官的法学素养和职业伦理与法治成熟国家的法官相比，尚存在一定差异。矿产资源法第35条规定国家对集体矿山企业和个体采矿实行积极扶持、合理规划、正确引导、加强管理的方针，鼓励集体矿山企业开采国家指定范围内的矿产资源，允许个人采挖零星分散资源和只能用作普通建筑材料的砂、石、粘土以及为生活自用采挖少量矿产。原因在于宪法第9条第1款过于简略，属于典型的不完全法条（即不完整规范），不但它本身不足以形成某种可直接展示法效果的制度化功能，就是它所表达的价值与目的为何，亦只能结合其他宪法规范条款才能最后予以确定。2.承载制度性保障功能的宪法权利条款 那么，问题来了，到底哪些宪法规范承载着制度性保障功能呢？或者说，何种相对基本权利适用于制度性保障模式呢？对此，施米特在其研究魏玛宪法的著作中有很明确的例举说明。自然资源国家所有的制度性保障说，并不认为抽象的国家或全民对具体的自然资源物享有所有权，它坚持自然资源物的所有权只能通过法律制度分配给具体的国民个人或法人（法人中包括承担某种公共职能的国家组织机构这种公法法人）。

制度性保障说的核心是权利保障，且个人财产权的保障为其重要内容。如今，通过自然资源单行法普遍建立了自然资源有偿使用制度，为此设置了探矿权、采矿权、取水权、海域使用权、使用水域和滩涂从事养殖、捕捞权等针对自然资源的使用权。那么，什么制度才能真正把权力关住、驯服？ 当然如同党中央强调的，包括不敢贪的制度、不想贪的制度、不能贪的制度，三项制度形成统一的有机整体，缺一不可。

那么，监察机关的留置措施与警察法的留置措施有何差异，期限是多长？是否代替原有的双规、双指措施？ 12、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全国人大的法律可以采取何种处理措施？ 宪法第67条第三项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全国人大闭会期间，对全国人大制定的法律进行部分补充和修改，但是不得同该法律的基本原则相抵触。那么，宪法上的有效监督机制是什么？ 8、国家监察委员会的设立是否意味着可以对党的机构进行监督？ 国家监察委员会属于国家机关，其人员同时又是纪律检查机关的成员，本质上为两块牌子，一套人马，党的机构与国家机关合而为一。（2）不能是插入原来的文本之中，如果是插入式的，宪法中原来条款的顺序必然发生变化。那么，如何设计可以独立适用的修正案条款？ 4、宪法中增设国家监察委员会，涉及宪法哪些相关条款？ 涉及国家监察委员会自身的条款需要设计，应当设计哪些必要的条款？增设国家监察委员会涉及到国家机构体系与国家机关之间关系的变化，宪法中还有哪些条款与此相关需要重新变动？ 5、国家监察委员会与其他国家机关的关系是什么？ 国家监察委员会的性质是什么？行政性还是司法性，或兼具行政性与司法性？其与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关系是什么？是否需要报告工作，如何负责和监督？其主任是选举产生还是决定产生？与检察机关的关系是什么，检察机关能否对其进行监督？这一问题的解决将有助于国家监察委员会的职权性质和职权配置、《国家监察法》的起草、《刑事诉讼法》的修改等。

《突发事件应对法》和《戒严法》没有规定在突发事件或者需要戒严的情况发生以后，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全国人大的法律可以采取哪些处理措施。另外有学者提出的理由是，未来在条件成熟时可能要对宪法进行中等规模的修改，此次仅仅因为增设国家监察委员会而修改宪法实无必要。

1988年、1993年、1999年、2004年的修改属于此种方式。未来的监察机关拥有巨大的权力，相应的，必须设置对这一机构的监督机制，即如何监督监督者。宪法在制度设计上，应当预防性地穷尽权力滥用的一切可能。那么，增设国家监察委员会以后，原有的监察机关是什么宪法地位？ 11、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决定中的新概念的含义如何界定？ 如公权力、处置职责、处置决定、留置。

10、谁来维持行政机关的内部秩序？ 原设在行政机关内部的监察机关，主要职能是查处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违纪问题，而不查处违法犯罪问题，目的在于通过行使行政机关的自律权以维持行政机关内部秩序。其理由是，由全国人大授权或者通过制定《国家监察法》即可。但前四次修正案虽名为修正案，其并非真正意义上的修正案。实践条件还不成熟、需要先行先试的，要按照法定程序作出授权。

在腐败极度严重的情况下，形成高压态势打击惩治腐败，注重不敢贪的制度建设是非常必要的，但在形势转变的情况下，应当专注于不能贪的制度建设规范性文件在整个规范体系中起到的是上传下达的枢纽作用，法律中模糊和原则性的条款需要规范性文件在具体的适用情景中究明，执法机关在实践中适用的也往往是更具有可操作性的规范性文件。

[58]对于法官而言，他们并不一定清楚行政相对人所欲求的利益，对于如何才能保证行政效率不遭到过大损害也不尽了然。显然，即便行政具有权威性，但也不至于完全取消法院在审查行政行为方面的自治。

该文件的效力曾在2005年的一个案件中遭到质疑。在这类情况下，政府各个部门或下级政府根据其部署所作出的政策规则选择即带有了上级政府传递而来的相对制度权威。而权威的出现介入到这一自我决定的过程中，提供了替代个体自主意志的权威性理由。[54]参见黄舒芃：《行政命令》，三民书局2011年版，第54页。但是，正如信息在传递过程中总是会发生一定程度的扭曲和变异，规范性文件在具体化法律规定的过程中基于种种理由也会时常偏离上位法规定，因此，由法院通过司法审查的方式在其合法性方面进行控制尤其必要。再次，权威可以发挥一定的功能，形成对受其影响主体有利的结果，这也是为什么人们选择尊重权威的意义所在。

具体来说，规范的权威性包含有内容独立性、取代受影响者自治状态以及有利于受影响的主体三个特征。郑新强不服厦门市人民政府土地房屋行政登记案，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2006]厦行终字第110号行政判决书等。

即权威性程度大时，则合法性审查程度小。(二)权威性的分类 在明确权威概念与内涵的基础之上，若欲将其与司法实践相结合，还需要对其进行更加细致的分类，因为不同的权威类型所发生作用的原因和方式会有所不同。

部分法院可能采取较为严格的探究模式，而另一部分法院则显得极为谦抑。法院不仅极少对技术标准的内容提出质疑，同时，在审判过程中还常常利用技术标准来辅助对于行为合法性的认定。

[39] 总而言之，政治责任是对于政府机关行为质量的评价，面对的对象是内容的适当性，与传统判断合法性的进路不同。[29]而行政机关使用公告——评论程序(notice and comment)乃是其运用立法授权的典型例证。鉴于此，为临时性的规范性文件设定日落条款将很有必要，如此将促进行政机关尽快将临时性文件转化为正式性文件，也可以避免不成熟的规范长时间存在，同时使得法院对于规范临时性的判断更加具有客观性。本规定仅仅将某一事项指定给了某个主体，对于该主体具体应当如何操作没有任何说明，故不能产生立法授权的权威性。

政治责任是政治官员制定符合民意的公共政策并推动其实施的职责以及没有履行好职责时所应受的制裁和谴责。不过在交警到来以前，一些热心的司机也可以自愿站到马路中间，指挥车流，他们同样可以起到交警的作用，即维护交通秩序。

拉兹将权威的这种特性称为服务性观念(service conception)。法律责任有专门的认定机关而政治责任不能仅以专门机关来认定。

通常，行政机关会根据事后的评论对于先前制定的规则进行一定的修改。(二)及时行政或试验行政需要 现代行政法理论已然认识到立法机关无法为日常行政提供充足规范依据的现实，并指出不得已的应对之道乃是授权行政进行立法。

行政对于司法的权威是一种相对的权威，它导致的是法院的尊重而非服从，且这种相对的权威来源于制度的赋予，故本文称之为相对法理型权威或相对制度权威。权威性概念的提出在于弥补规范性文件传统合法性判断必须诉诸规范内容的弊端，而着重于与规则制定者或规则本身与内容无关的要素。这就意味着该文件的制定过程相对一般的国办发文件而言更为正式，在考虑上也更为充分，应当得到更大的重视程度。但若同时存在狭义合法性审查和广义合法性审查，则不同审查方式的选用本身代表了法院不同的审查强度。

使银监会的规范性文件具有权威性的是另一个由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文件——《国务院办公厅关于金融支持小微企业发展的实施意见》(国办发[2013]第87号)。与及时行政紧密相关的另一种情况是试验行政。

参见[法]亚历山大·科耶夫：《权威的概念》，姜志辉译，凤凰传媒出版集团、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第40页。[37] 不过即便存在这些简化程序的快速通道，美国很多行政机关对法定的规则制定过程实际上也是能回避就回避。

可见，行政机关及时介入规范市场行为在现代社会中很有必要。另见蔡放波：《论政府责任体系的构建》，载《中国行政管理》2004年第1期。